4月4日，天门山发生一起令人痛心的自杀事件，四名年轻人相约玻璃栈道跳崖，其中三人跳下殒命，一人被阻止后送医，但因为提前服毒，最终抢救无效身亡。在自杀前，四人留下了一封遗书，称自杀为个人想法，与他人无关。据官方通报，该事件已排除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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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会决定赴死？为什么四名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会约在一起？为什么自杀前共同写了遗书并且服毒？目前该案仍有许多疑点有待调查。四名年轻人生前的经历和内心挣扎，似乎也不为人所了解。据紫牛新闻报道，其中一名自杀者婷婷的家人表示，“没有发现她最近有什么异常”。她在天门山上发出了最后一条朋友圈，只留下了六个字“你好世界，再见”。
我们如何避免同类悲剧的发生？对于有轻生意念的年轻人，我们有什么办法提前给予帮助和干预？
在2021年的“世界预防自杀日”上，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杨甫德呼吁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自杀预防计划，“关注和讨论自杀预防相关问题，有助于让深陷困境的人感到被理解，从而敢于向周围的人或专业机构求助”。
黄智生曾在微博中写道：“我们看到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实际上都存在着治愈的可能性。我们阻止你们选择自杀，并非在干扰你们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而是希望你们放慢脚步，不要轻易选择死亡这样一个不可逆的生命过程。”/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新周刊和黄智生教授的对话。
新周刊：为什么会发起“树洞行动救援团”？目前团队规模如何？
黄智生：我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有30多年，也一直希望将AI技术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尤其是抑郁症这一方面——在与中国的不少高校和医院合作时，我们发现抑郁症患者普遍具有一种“病耻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会积极寻求医生帮助，反而会隐藏自己的实际情况，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当时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这些处于绝望边缘的患者提供帮助，尤其是防止他们自杀？2018年4月份，我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树洞”的文章，说的是一些抑郁症患者去世之后，他们的社交媒体会成为其他人的“树洞”，有类似经历或抑郁倾向的人，会聚集到评论区倾吐自己的心里话——
当时我就有了发起“树洞行动救援团”的想法，主要是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抓取并分析“树洞”中的信息、发布自杀风险预警报告，再由救援志愿者进行人工判断，根据每个人的危险情况来予以帮助。
目前团队已经有超过700位救援志愿者，其中有100多人是国内精神科或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主任，有200多人是有心理学背景的咨询师，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经过规范培训的志愿者。
新周刊： “树洞行动救援团”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对互联网上疑似自杀信息的筛选与预警功能？日常的一次救援行动包含哪些流程？
黄智生：我们每天会运行1~3次“树洞机器人”，利用AI技术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自动抓取和智能分析，同时用知识图谱技术将其划分为11个自杀风险等级。
其中主要遵循几个原则：一是紧迫性，二是具体化程度，三是愿望的强烈程度。比方说，如果有一位网友在留言中流露出强烈的轻生念头，甚至提及了具体的时间地点，那事态就非常紧迫了。
图源：《机器人：声音》
就目前而言，AI技术对自杀风险的预警准确率可以达到82%——每天，“树洞”监控通报都会被发布到各个救援群里，再由救援志愿者对该条信息的危险性进行人工判断，对于风险等级较低的信息，我们可能会给对方发送私信，表示可以提供帮助。
而对于8级（风险）以上的信息，我们就会成立至少5人的救援小组，在互联网上搜寻他的公开联络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取得联系沟通，必要时前往现场展开救援。目前我们也与新浪微博上的网警有合作渠道，在确定一个人处于危险中、但找不到任何信息时，会联系警方进行干预。
“树洞行动救援团” 的网络自杀救助流程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到目前为止，团队一共参与过多少次自杀干预？是否有总结出一份自杀风险趋势的评估数据？
黄智生：截至2022年9月份，“树洞行动救援团”一共成功干预了5300多次的潜在自杀行为，近半年也展开了400次的救援行动——在我们的救援行动中，有不少人是处于内心挣扎的状态，他们在被人倾听和沟通之后，情绪和压力会得到缓解。但也有仍多次试图自杀的案例，目前（救过的人中）有20个人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救助成功率在98%左右。
我们每一次展开救援活动，背后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是在2019年，我们发现几位网友相约到武汉跳长江，志愿者私信了很多次都没有回应。当时出动了近40人、建立了好几个小分队，有负责通知警察的、有线上心理咨询的、有线下暗中保护的，最终成功阻止了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
从近年来“树洞机器人”的通报数据、我们实际参与的救援行动来分析，当事人往往以年轻人为主，其中16岁到26岁的人占80%，男女比例是1：3。相对常见的自杀症结有三大类：感情问题、家庭暴力、校园霸凌——
感情问题的发生频率最高，当事人大都是偏远地区的年轻女孩，60%的人都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趋势。涉及家庭暴力的事件，我们大多会联系当地妇联走法律渠道。类似的事件有很多，我们现在主要面临的难度是救援志愿者人力紧缺，每帮助一个人就要投入一个小组的人力，时常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
图源：《矮婆》
新周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似乎常常得不到父母或旁人的重视和承认，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在你们的工作当中吗？
黄智生：是的，并且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之前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已经把门窗关好了、正在烧炭。我们看到之后意识到事态危急，便分头去搜寻他以前发布过的有效信息，发现他关注过一个公司的网站——
本着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的念头，我们在查到这个公司的联系电话后，就迅速拨了过去，结果恰好电话的另一头是他的妈妈。当时我告诉对方说你的儿子正在烧炭，他妈妈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我儿子就在隔壁房间好好待着”，最后跑过去一看，才及时救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时甚至比当事人身边的亲人更早发现自杀的风险。
在相关的救援行动中，我们也会尝试和当事人的父母进行沟通与交流。很多家长的确没有办法去共情孩子的痛苦：他们会觉得你有吃有穿、身体也好好的，怎么会想死？我们之前还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当志愿者去看望她的时候，他家亲戚开车到车站过来接，说了一句“这孩子是上辈子欠了她的，来讨债的”，面对孩子抑郁的事实，他们只能用“命运”一说来进行解读和自洽。
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难以接受孩子有抑郁症？应该说，这是因为大部分家长和孩子的成长环境，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上一代的长辈，他首先要解决生存温饱上的物质问题，人生的主题是找工作、是养家；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时代，有吃有穿并不意味着快乐和幸福，他们还会产生精神上的追求。两代人的快乐和失落的源头不一样，就造成了在沟通时的巨大鸿沟。
不管是从家庭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我都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我曾经在采访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所有绝望的孩子背后，都可能会有一个病态的家庭”。
图源：《少年的你》剧照
意思是说，家庭是孩子最后的港湾，如果家庭都不让他觉得温暖的话，他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为什么说他没有感受到温暖？绝对不是因为父母不够爱他，实际上在很多事件中，父母在孩子离开后都非常痛苦，可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让孩子感受到爱。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去正视孩子抑郁的事实、倾听和理解孩子的内心更重要。
主动去正视孩子抑郁的事实、倾听和理解孩子的内心更加重要。/《深海》
新周刊：近年来，“树洞行动救援团”的功能，也不仅停留在国内的自杀干预这一块，可以请你讲讲其他成果吗？
黄智生：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与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合作，展开了“海外留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海外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一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再加上疫情期间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隔离政策，一旦产生心理问题，他们就很难找到亲朋好友进行面对面倾诉、和心理医生的沟通也并不高效，更容易陷入到孤独和痛苦的情绪当中。
当时在荷兰留学的一位中国心理学博士因此去世，就引起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重视，后来我们展开了相关的培训，之后也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展开了相关合作，带来了正面的社会效益。
除此之外，我们也尝试过在武汉启动全国第一家“树洞救援团关爱基地”——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一些处于家庭暴力或是类似情况中的当事人，如果只是进行线上的心理疏导、放任他们待在原有的环境里，实际上没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有办法将这些孩子接出来学习或是治疗，这样会对他们的康复有帮助。但因为我们是公益组织，目前也正在筹集足够的资金，去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图源：《阳光普照》剧照
图源：pexels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其他人打交道，如果有机会学习如何帮助他人化解心理危机，是会非常受用的。所以也有志愿者告诉过我，他觉得自己在“树洞行动救援团”的收获比付出更多，因为学到的知识总有一天可以用在身边，甚至有机会拯救亲友的生命。
实际上，我们的大多数志愿者都有本职工作，是在业余时间里为他人提供救援服务。我曾经问过一个退休干部志愿者，你为什么要去救那么多人，你的动机是什么？他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救人，退休的时间也是用来搓麻将、跳广场舞，我觉得把时间花在救人上更有意义。”
作为志愿者，我们一天可能只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却有机会为别人带来1000倍的回报，我觉得是很应该坚持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专注技术上的研发工作，前几年参与救援行动时，和很多当事人变成了一生的朋友——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发信息，甚至有人很真诚地感谢我，说“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他们对我产生了亲人般的依赖，这是让我非常震动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你很难与人产生这样的交集与联结，“树洞行动救援团”给我带来的回报是无价的。
如果你想加入树洞行动救援团，可以将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所在城市发送邮件到info@treehole.org。
作者 | 朱 恺
排版 | 韩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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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关于自杀干预，公众也有意见不一的讨论。在你看来，它是否会涉及一些伦理问题，比如侵犯个人隐私或自由意志？
黄智生：对于自杀干预的伦理问题，其实我们团队中的各个学者也有过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我们撰写的《网络自杀援救指南》里，提到过一个原则，就是“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如果一个人即将失去生命了，这个时候你说不要干扰他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当他们在公众平台上留下信息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在向外界呼救，我们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在每一次的救援行动中，也会遵循必要的伦理准则：一方面，当一个人没有面临直接的生命危险时，我们就会把保护个人隐私放在最高位，不会轻易去干涉他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对我们的帮助表现出明显反感和抵触，我们会马上停止这种行动，给他留一个联系方式，告诉对方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们。
在团队已经展开的5000多次干预行动中，我们基本能够成功挽救或暂时救回当事人，没有和他们产生过任何伦理纠纷、带来法律问题。
新周刊：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有抑郁或轻生症状，可以为他们提供什么力所能及的帮助？
黄智生：主要是陪伴。当然这也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对救援志愿者开展过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专业培训，让大家知道如果身边的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怎么做，至少知道什么话是不该说的、怎么做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大家也可以遵循一般性的原则，那就是如果有机会交流，不要急着去开导对方，最好的办法是倾听：一个人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在不够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开导他“换一种想法看世界”，实际上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位高中生觉得自己考不上清华北大的话，人生就完全失败、没有希望了。旁人听到后，可能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想，考不上有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你跟当事人接触下来，就会发现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都一直在向他灌输类似的成功学概念，所以他不可能一下就转变心态、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谬。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
如果身边的人有抑郁或者轻生的症状，我们要做的第一步，绝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开导，而是先留住他们的脚步——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倾听和理解，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倾吐自己的故事，也是化解心理痛苦的一个渠道，说多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意识到自己在某些事情的逻辑上好像不是那么严谨，有一些可以重新思考的地方。
黄智生和树洞。/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今年是“树洞行动救援团”成立的第五个年头了。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让你们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黄智生：其实在最开始成立“树洞行动救援团”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同行也觉得这是在异想天开：谁会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些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情？
大概过了一两年之后，有一位教授对我说，自己彻底改观了。目前除了展开日常的救援行动，我们也正在着手开发面向精神健康领域、主打陪伴功能的聊天机器人，同时试图结合元宇宙和虚拟现实技术，打造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模拟环境、提供更高效的心理疏导方式。
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上的需求决定了我们团队的运转——我之前看到过一项官方的统计数据，说73.6%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也就是说在一个三口之家里，至少有两个人可能出现吵架误解、抑郁轻生的问题，当他们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渠道表达出疏解意愿的时候，就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完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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