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资料图)
说到中国的青铜器珍品，就不得不提到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窖藏。这里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都铸有铭文，包括“青铜史书”史墙盘、“艺术瑰宝”折觥、三年兴壶、十三年兴壶等等。幸运的是，在本次“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中，观众在成都博物馆就能一次看到多件来自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
史墙盘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起意铸造该器物的人名为“墙”，职位为“史”。三年兴壶、十三年兴壶的名字由来同样如此。名为“兴”的人，受到了来自周王的赏赐。为了纪念这件事，也为了歌颂周王的恩赐，于是铸造了这两件青铜器物。在展陈之际，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了宝鸡周原博物院工作人员韩云、讲解员党竟尧，解读这两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
三年兴壶
“墙”之子“兴”铸造青铜壶
十三年兴壶上已出现几何纹样
三年兴壶铸造于西周中期，从庄白村共出土两件兴壶，器型大小纹饰基本相同。整体浑厚庄重，纹饰粗犷豪放，繁而不乱。主体饰以波带纹，为象形纹饰。十三年兴壶则铸造于西周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既保留了西周早中期的基本趋势，又发扬了西周晚期的特色。与三年兴壶一样，十三年兴壶共出土两件，器型纹饰铭文基本相同。其基本形制为圆形腹、长颈、圈足形捉手，颈两侧为兽首衔环、圈足，颈部有长篇铭文，腹部纹饰为北方地区特有的十字条带文。值得一提的是，十三年兴壶的纹饰上，已经出现了几何纹样。对此，讲解人员引用了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解读：“几何纹样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逐渐发展为抽象化的符号，只是装饰和美观，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在当时，具有巫术礼仪图腾的含义。”
如此精美的纹样，究竟是用何种方法铸造的？两位工作人员讲解道，古人制造青铜器，主要运用的是模范法。首先用泥土做出青铜器的形状来，雕刻花纹作为内模。待内模干透后，抹上一层草木灰，再在草木灰的外面裹上一层泥，等干透后将最外层的泥剥开，得到外范。将内模削去一定厚度，与外范合起来，再以融化好的青铜液灌注其中，待凝结后，即可得到青铜器。
十三年兴壶（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官方微博）
既然都来自庄白村一号窖藏，那么这两件青铜器与史墙盘一样，应该同属于微氏家族。讲解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墙为第六世，兴为第七世，墙为兴之父。这样的关系，从94号兴爵铭文中的“父丁”、64号兴钟铭文中“皇考丁公”，均可得到证实。“微氏家族传至兴世，势大业大，成了王室的宠臣。兴经常伴驾周王，屡受重赏，这在其所铸的器铭中有清楚的记载。”
展厅图片（图据成都博物馆）
所铸之人曾数度受到周王赏赐
“青铜史书”名不虚传
从两件青铜器上都镌刻有铭文上，后人得以一窥西周的礼制。三年兴壶在盖外侧铸有铭文12行60字，记载周王在不同时间举行飨礼时，将羔俎和彘俎赏赐给兴之事。所谓“飨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施行的招待贵族的隆重礼节，是具有“亲和万民”之意的礼仪活动，在西周是非常隆重的典礼。《周礼·秋官司寇》中就有“飨礼九献”的相关记载。西周初期，周天子最隆重的飨礼仅为“三献之礼”，后来才出现了只有周天子能用“九献之礼”。
从三年兴壶铭文上看，从九月丁巳到己丑的三十三天内，兴先后两次受到了周王的赏赐，一次在郑，一次在句陵。虽然兴受赏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以得知兴两次受赏的时间都是随周王外巡时。不难发现，兴居于周王的左右，应该是王室的重臣，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同为庄白村一号窖藏出土的兴钟上，也有记叙兴辅佐尹氏的铭文可以证明。尹氏为史官之长，兴继承祖考之业，辅佐尹氏，掌管威仪礼制之事，自诩日夜敬勉，不敢息惰，福禄蓬勃，和乐无穷。铭文中的“羔俎”，即彘俎，是指放猪牲肉的器物，《说文》：“彘，豕也。”按照周代的礼制，赏赐羔俎、彘俎是周王对臣下的特殊恩典。
展厅图片（图据成都博物馆）
受访者告诉记者，能够从青铜器中了解到的周朝制度，远不止这些。“从鼎中可以了解到列鼎制度，列鼎制度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祭祀、宴飨、丧葬时候所用鼎的数量，以及鼎中所用肉菜种类、簋的数量、簋中所放素菜的种类和数量。从盘上可以看到贵族净手的沃盥之礼，如‘史墙盘’。从刖人奴隶守门鼎中还可以看西周刑罚制度。从折觥、大盂、青铜酒禁里可以看到周人饮酒礼。”这些记载和资料，不仅能够印证史书中的记载，也能够提供给后人更多了解历史的途径。
由此可以看出，西周的青铜器，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它的铭文能够作为补充，印证史书记载的真实；另一方面，它还能够补充古籍记载外的历史细节，在家国大事中增添属于家族和个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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